“最可怕的贫穷,是穷得只剩下钱”、“衣食足不一定知荣辱”、“要靠外界的承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,只会增加人生的焦虑”、“三鹿事件说明道德会受到制度巨大的影响和作用”……晶报8周年演讲周开幕前夕,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何光沪教授接受了晶报专访。如何从浮躁中“跳出来”?半生沉浸于世界宗教与文化研究的何光沪教授,给出了他的独到理解。
金融危机让人性回归
晶报:国内外有一种新趋势,就是在金融风暴下,商界精英纷纷去读书,民众纷纷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比如环游世界、做义工等。这种现象说明什么?
何光沪:这个很有意思的趋势,可以说是在回归人性,回应心灵的需求。人本来是自由的,但在现实生活中,往往“身不由己”,受制于物。人生的选择很多,比如拼命赚钱、尽量求知、努力创造等等。但是实际上,因为被物质欲望推动,耗费了过多的精力,所剩的选择就少得可怜了。所以陶渊明说:“既自以心为形役,奚惆怅而独悲?”
晶报:心为形役,那是指心为外界所困,无形中“画地为牢”。从眼前的情况看,能否说金融危机反而给了人自由?
何光沪:有些人无钱可赚了,反而获得了重新选择的自由。比如去读书深造、环游世界,那可以提高心智、增加阅历,丰富自己的人生;比如去做义工、服务社会,那可以发挥潜在的创造力,实现人生的价值。这些都是在回归,我在《百川归海》中所解说的人性,即回归“自由、心智和创造性”。
物质富足不是最终目标
晶报:上次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,也是《时代》周刊、好莱坞等文化产业兴起的时候。为什么物质越匮乏,人们越注重心灵的慰藉或精神享受呢?
何光沪:中国古人说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如果说这话是在描述远古人类创造文明的过程,似乎还有道理;如果说这话表明物质最重要,物质水平决定道德水平,那就离事实太远了!拿欧洲来说,中世纪的物质生活同现在相比是何等贫乏,那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却很强烈,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很可观。
晶报:您的意思是,物质富足与心灵满足是分裂的,不挂钩的?
何光沪:是的。物质的贫富,与精神的贫富和道德的高低,没有必然联系。穷人不一定低,富人不一定高。春秋战国时代,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“先圣先贤”时代,孔夫子比起尧舜禹来,变成了“有车族”,应该很满足吧?但他哀叹“礼崩乐坏”,哀叹道德滑坡,他向往的是“天下为公”的无车时代。
晶报:上古时期小国寡民,却也道不拾遗。
何光沪:我们不主张复古,历史也不可能倒退。但是物质的富足不是最终目标。就个人而言,你有台高清电视机,却没有高品质的节目可看,就说不上精神享受。就社会而言,你有再高的GDP,却没有社会公正,人心就没法安宁,社会就没法和谐。
无需外界“承认”来证明价值
晶报:物质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,或者说,面对越来越多的欲望、干扰,人越来越浮躁。为什么会这样?
何光沪:现代工业不但制造了产品来“供应”,还制造虚假的“需求”来满足他们的销售额;一些利益集团和广告催生了我们的欲望,“挟持”或“绑架”了我们;在诱惑和压力下,我们的自由选择不但受到干扰,而且往往被外界左右,自由变成了不自由。
晶报:也就是说,我们看似自由地选择,其实是被牵着走。
何光沪:是啊。你追求的,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。所以现在美国有一种潮流,号召过“简单的生活”。买东西要看自己是否需要,不要为炫耀,不要只看“品牌”,不要只听广告说“应该买”。
晶报:关于服从自我还是外界标准,有一本畅销书认为,人们陷入了“身份的焦虑”,要用周围环境的“承认”来证明自己是成功的。
何光沪:法国哲学家马塞尔指出,“拥有”越多,焦虑就越多;“存在”与“拥有”不一样,它本身就有价值。要靠外界的“承认”来证明自己的价值,只会增加人生的焦虑,因为它给心灵增加了一重束缚。
晶报:怎样才能跳出束缚?
何光沪:充分运用心灵的自由,发挥天生的心智,去创造一些好东西给他人、给社会,也是给自己。这样,得到“承认”的可能会大大增加,但那不是目标。因为好东西使别人愉悦,也使自己愉悦。得到“承认”与否,就无所谓了。孔子说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”;圣弗兰西斯对上帝的祈求是:“求你让我更多地理解,而不是被理解。”
道德约束力需要制度来保证
晶报:人终究离不开环境,在自我和外界之间,如何求得平衡?
何光沪:有一句千古流传的祈祷词是:“求你给我安宁,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;求你给我勇气,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东西;求你给我智慧,去认识事物的区别。”人要适应环境,也总是在或多或少地改变环境。自由的人、自由的自我,至少可以不盲从、不跟风、“不唯上”、“不唯书”。有“智”的人,至少能认识好坏善恶的区别。有“心”的人,应该在“能”的时候,去使环境从坏的方面向好的方面改变。这样才心安。
晶报:近年来,国内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惊呼道德沦丧。您怎么看比如范跑跑之类的普通人,以及一些被视为意见领袖的名人的丑闻。
何光沪:任何时代、任何社会都有不守道德的现象,个人的道德境界都有高低之别,这不足为奇;但是道德滑坡值得探究原因。我想,一个重大原因是制度对道德的影响和作用。
比如,我认为现在一切的假冒伪劣,贪污腐败,实质上是恶性膨胀的“偷窃”和“说谎”。而不谈法律防线,偷窃行为至少有两道道德防线——“不属于我的东西,我不该拿”,这一道防线大致上还坚定;“被偷的那个人会很痛苦,我能体会,所以不该偷”,这一道防线实际上动摇了,因为偷窃者通常看不到“那个”具体的“人”。
改革开放的初期,“进口商品配额”导致的“批条子”制度和“价格双轨”制度,直接导致了一大批腐败事件。近年的“三鹿奶粉”事件,是我们的奶农天生就忍心危害孩子吗?不是的,是因为当时的制度,如免检制,“容许”企业添加违禁成分而不受惩罚。我认为这体现了信仰缺失、公正缺失,还有制度缺失。而制度有无信仰根基,是否合乎正义,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习惯,产生巨大的正面或负面作用。道德的约束力,需要制度来保证。
物质的富足不是最终目标。就个人而言,你有台高清电视机,却没有高品质的节目可看,就说不上精神享受。就社会而言,你有再高的GDP,却没有社会公正,人心就没法安宁,社会就没法和谐。
充分运用心灵的自由,发挥天生的心智,去创造一些好东西给他人、给社会,也是给自己。这样,得到“承认”的可能会大大增加,但那不是目标。因为好东西使别人愉悦,也使自己愉悦。得到“承认”与否,就无所谓了。
何光沪
宗教学术界知名学者,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,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“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”研究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。
主要从事宗教学理论、宗教哲学、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。著有《多元化的上帝观》、《何光沪自选集》、《有心无题》、《天人之际》、《月映万川:宗教、社会与人生》、《百川归海:走向全球宗教哲学》等;译有《宗教哲学》、《全球伦理》、《现代基督教思想》、《20世纪宗教思想》、《系统神学》等书。(图片由本人提供)
□记者手记
神游古今纵横谈
也许是在大学任教授、博导的习惯使然,何光沪的闲谈如讲课。
年届六旬的他声音铿锵有力,穿透力极强,而且在长达1小时的电话中逻辑严密,而又富有跳跃性,具体表现为同一个主题,总要引经据典,随手拈来古今中外两三家的观点文献为证,弄得记者心里特紧张,生怕一不小心没反应过来,直把法家作儒家。
比如,对于现代社会人越来越焦虑这一问题,何教授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有什么看法,而是引用陶渊明的诗句“既自以心为形役,奚惆怅而独悲?”接着,他引用中国的道家、西方中世纪基督教苦修派、现代的存在主义等名言案例,来论证“拥有越多压力越大”的论点。
名为闲谈一说,俨然是论文考据,记者刷刷刷狂草,只来得及记下核心观点,不得不一一回头查证补全。其过程让人深切回想起大学记笔记的日子。而在层层论证之后,何教授还谦虚地说,其实他觉得观点有深度,比说得有条理更重要——显然是论文评分标准。
何教授半生研究宗教问题,对荣誉漫不在意。他反复强调的,是如何实现心灵的平静,或者说心灵与外界的平衡。如他所言,不要怪人太焦虑太浮躁,是外界对心灵的诱惑太多,压力太大。外界环境难以改变,我们要做的,是守住心不动摇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