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:2013年5月2日,是文革后西安
兴教寺第一任方丈常明法师圆寂纪念日。1958年,常明法师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后,遵从党和政府的安排并由周总理批准,入住长安护国兴教寺主持法务。当时寺宇凋敝,僧众稀少,兴教寺仅三位僧人看守古寺,常明法师不遗余力维修殿宇,庄严圣像,耕地种菜,自食其力,并留心收集散落于民间荒寺的佛教文物,一大批石碑、经书、法器、佛像在法师的精心保护下得以流传至今。守护佛教文化遗产,老法师居功至伟。如今,兴教寺法难当前,常明法师弟子、兴教寺僧人南山听梦感慨万千,他在恩师忌日这天写道:殷切祈祷老和尚慈悲加护兴教寺祖庭能度过此一劫难,还出家人这片清净的修行空间,兴教寺平安了,才能“护国”!
静静的大师塔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南山听梦)
兴教寺法会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南山听梦)
兴教寺前被推平用于修建停车场的麦地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南山听梦)
兴教寺为雅安地震启建护国息灾水陆法会(图片来源: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:南山听梦)
兴教寺遭遇法难,师祭日倍念师恩
现在是2013年5月2日凌晨零点一刻,时间到了恩师常明长老圆寂4周年忌日,心里感念着“一番番春秋冬夏,一场场酸甜苦辣,敢问路在何方?路在脚下”的话语,无法入眠。 感恩师父锤炼了我们修行的意志,而恩师已然离我们远去了。“驱僧夺寺”的法难降临了,我想问:“师父,我们该怎么办?师父,我想您了!”
千秋护国兴教,兴教寺的位置和来历
陕西省护国兴教寺,位于西安南郊终南山和潏河的北面,居少陵塬之南的半岘上,距古都数几十里,是西安风景最清丽,文化最繁盛的近郊。所谓“得仁山智水之钟毓,聚英雄硕彦之流觞”。历史上,护国兴教寺,曾被称为“慈恩塔院”、“兴教寺”。唐宗章二年,即公元669年,从白鹿塬迁来的玄奘法师的灵骨被安奉于此,因搭建寺,称为“慈恩塔院”。唐中宗(705-710)为玄奘大师亲制影赞,谥号大遍觉法师,塔称大遍觉塔。唐肃宗(756-761)拜谒玄奘法师时,题塔额“兴教”,随之寺院亦称兴教寺。玄奘法师安奉兴教寺以后,开耀二年(公元682年),奘门嫡系高足窥基法师圆寂,陪葬玄奘塔右。宋政和五年(公元1115年),后人于长安丰德寺东岭,迁园测法师骨骸陪葬玄奘法师塔左。左右二塔曰:“慈恩”“西明”。三塔形成“品”样,所谓日斜山字。
百年中兴追风,玄奘法师及文化影响
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一个时代,甚至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发展,就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形象。玄奘法师对世界佛教的影响,正是基于这些因素。不过,历史的风云变幻,让我们很难拥有系统而具体的材料,去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。研究兴教寺与玄奘法师的影响,我们只能借助零碎的历史资料了。
汤用彤先生曾经指出:“综计奘师相从之人物,非惟集一时海内之硕彦,且可谓历代佛徒之英华。”“法师之教,声及外国矣。”我们这里以兴教寺百年中兴的壮举,窥探沧海一粟,不论缁素,不论华夷,不论国共,始终以玄奘法师为精神内核,以兴教寺为活动中心,以中兴为目的,实践着人间佛教的构想,追风玄奘,也塑造了百年来兴教寺缁素新的爱国爱教的宗教热忱。
兴教寺是东土法相唯识宗,两代三祖的塔院。在唐代法相唯识宗是一支皇家宗学,只有皇室和高级士大夫才有机会接触的宗派。修学条件的局限,玄奘法师的教化和文化影响是否减弱?从当时和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减弱,不但影响了当时,还影响了后人,直到我们今天的文明建设。玄奘法师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宗教上的,也是学术上的;不仅是文化上的,也是人格上的。玄奘法师直接继承印度的唯识宗,完成了唯识宗主要经典的翻译,和其嫡传弟子窥基法师建立东土唯识宗,被奉初祖和二祖。在翻译经典过程中力求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和“五种不翻”的信条,今天的翻译家还在遵守和追求。玄奘法师在把梵文经典翻译成唐韵的同时,也翻译了中国传统的经典,如《老子》,这是中国典籍第一次被翻译成外国文字,也是中国人主动向外介绍我们的文明。同时玄奘法师口述的《西域记》是一部重要的历史,地理,民俗等多面的文化典籍。
玄奘法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,多角度。精神和人格上的影响更大。玄奘法师结束十七年的留学生涯,(公元645年)回到大唐谒见太宗李世明。太宗曾观法师堪公辅之寄,因劝还朝。法师力陈“终生弘道”。太宗又请随驾东征,法师以违背戒律而辞。如此诸类,可圈可点的事情很多,这些直接影响了历来的优秀知识分子,他们或现黄老,或入仕途,或治西学,在中华文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,抱定宗旨,孜孜以求成为文化苦行僧式的大乘菩萨。如章太炎,赵朴初,朱庆澜等等。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,就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:一曰抱定宗旨,二曰砥砺德行,三敬爱师长。将“抱定宗旨”置于首位,这应该是玄奘精神千年后的遗风。
史海钩沉,民国时期的兴教寺
五代至宋元明清,“王气东移”,关中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渐次衰落,陕西佛教也是如此。尤其明清时代,陕西佛教基本上呈现抱残守缺的状态。清同治年间兴教寺毁于兵火,延至民国初,但留三塔孤立在少陵塬畔。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夏初,陕西佛教界派李桐轩居士赴汉口,礼请太虚法师赴陕西弘法,太虚法师时正忙,遂推妙阔法师代劳。妙阔法师到达西安,在陕西佛教会宣讲《大乘起信论》,开近代外省法师在西安弘法之先例。讲经圆满后,以陕西佛教界护法居士康寄遥、路禾父等之挽留,恳请他留在西安弘化,并聘请他为西安兴教寺住持。妙阔法师于晋山升座后,在西安佛教善信护持支持下,重修殿宇,修建五楹法堂,再整寺院,宣讲《唯识二十颂》、《唯识三十颂》。
后来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里,妙阔法师,在朱庆澜将军,康寄遥居士资助下,重修兴教寺。民国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,程潜先生来陕,再次昌缘,并经民国政府批准,改寺名为“护国兴教寺”蒋介石及其大元,地方长官一同捐款修建了大雄宝殿,藏经楼,山亭。购置土地等。兴教寺重修碑记载——蒋介石亦曾来兴教寺。“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,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,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”。“又出其余力,倡修慈恩塔院,盖以佛法救正人心,拨乱反治之本原也。”由于有以上政治目的,所以才大兴土木,重修兴教寺。完成了中间大殿和法堂奉佛,东边经楼奉法,西边塔院供养祖师的格局。妙阔法师不但在唯识宗学方面发玄探微,并和其弟子创办冬学,满足穷苦孩子对知识的渴望。
其中,1923年11月23日,康有为朝拜兴教寺,并书写“兴教寺”牌匾一块,现在还挂在大雄宝殿东边。
民国十七年(1928年)七月,太虚大师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,妙阔法师代表陕西佛教界赴南京参加成立大会,会中议决成立“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”,太虚法师请妙师留在南京,于僧众训练班任教。民国二十年(1931年)夏,陕西佛教界促请妙阔法师回陕西,是年十二月,老法师应慈恩寺之聘移住慈恩寺,担任慈恩宗副宗长及慈恩佛学院教学部主任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,日寇发动侵华战争,老法师发表抗日声明,谴责日寇侵华罪行,呼吁人民和僧伽应积极参加抗战。在八年抗倭战争期间,老法师曾多次举行过护国息灾法会等佛事活动,祈祷抗倭战争胜利,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。
民国二十年(公元1931年)十月康寄遥和杨虎城将军邀请太虚法师来陕讲学,成为民国时期陕西佛教振兴历程中最为光辉的的一页。十三日太虚法师专程来兴教寺礼玄奘,窥基,园测三塔。十六在寂园——康寄遥宅邸,开慈恩宗寺创立大会,太虚大师被选为宗长,妙阔法师担任副宗长。太虚法师在陕弘法主要讲的还是法相唯识学,使西安佛教界出现了自唐朝末年以来少有的崭新气象,一时义学得到了宣讲。十二月初太虚大师南还,妙阔法师和康寄遥,朱庆澜积极在慈恩寺创办了慈恩学堂,后来迁到兴教寺进行办学。
民国三十年(1941年),太虚大师命陕西康寄遥居士和妙阔法师,在大兴善寺成立“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”,自任院长,由妙阔法师担任副院长,实际负责院务。民国三十四年在西安大兴善寺设立巴利三藏学院,特聘善归法师专讲巴利文,太虚法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,康寄遥与杨叔吉、高培支等人为兼职教师。
上述一系列僧伽学校为陕西培养了一批近代学僧,沟通了陕西佛教与全国佛教的联系。
康寄遥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尽力为之。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会长、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,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。他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,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,曾兴办百善成就会,社内还附设有医药室及育幼园、贫儿园等,收容各地孤儿;与佛教会合办难民收容所,收容大批难民;灾荒年份,还经常派人到灾区施粥饭、施种子。
妙阔法师俗家姓魏,名玉堂,出家后法名慧福,号妙阔。山西省五台县人,清光绪四年(1878年)出生。妙阔老法师为陕西省佛教会理事长。日寇侵华战败无条件投降,我国抗战胜利后,老法师到终南山圆光寺闭关三年。1950年后,老法师仍热心于佛教事务,并且带头在大兴教寺实行农禅并举。他曾被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,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。1960年冬,妙阔老法师因病圆寂于长安县香积寺,世寿八十二岁,戒腊六十二夏。老法师品德高洁,道行颇深,为四众敬仰。他不仅精通诸宗,讲经弘法,而且多才多艺,善文工诗。
民国时期,兴教寺前后重修五次,佛教革新思想不断深入。在近代西安佛教复兴运动中,以太虚法师为旗帜,以妙阔法师、康寄遥为先锋和实际领导核心,以兴教寺为基地,以陕西文化名流和国民党部分政要为队伍,进行了一期轰轰烈烈的佛教革新与僧伽教育运动。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或赈灾、或建寺、或兴教、或爱国,特别在抗日战争爆发后,西安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,发扬爱国主义精神,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,妙阔法师发表抗日声明,谴责日寇侵华罪行,呼吁人民和僧伽应积极参加抗战。同年8月12日,康寄遥发表了《佛教徒怎样抗敌》,主张佛教徒应该以佛教教义,积极参与救护,慰劳,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活动。后来又出版刊物,组织佛光纺织厂,为抗战提供布匹等。在八年抗倭战争期间,妙阔法师曾多次举行过护国息灾法会等佛事活动,祈祷抗倭战争胜利,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。妙阔法师和康寄遥等这一爱国壮举,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好评,也成西安佛教复兴的重要原因,最终使兴教寺成为民国时期西安南郊建筑最为严整和宏大的寺院。
新中国的兴教寺和常明法师
新中国建立以后,兴教寺和玄奘法师的爱国精神再次得到了彰显,并且为新中国巩固和建设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。
在新中国成立后,国际形势严峻,国际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,兴教寺发挥了玄奘法师的国际影响和宗教地位,迅速为外交打开了一条新路。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在兴教寺接待外国领导,组织进行外交活动。因为当时妙阔法师年事已高,为兴教寺安排一位德才兼备,受宗教群众拥戴的住持,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考虑的一件大事。
1958年夏,中国佛学院的常明法师完成学业,本来打算继续亲近法尊、巨赞、正果、赵朴初、王恩洋等诸大善知识,穷研教理。却因为周恩来总理向赵朴初的询问,向兴教寺推荐一名学识和德行,法相和持事可堪重用者,后经巨赞法师联系,陕西人民政府礼请,常明法师住持兴教寺。
1959年春,周恩来总理陪同印度王子访问兴教寺。同时询问常明法师住持兴教寺以来的工作,是否还需要政府帮助。常明法师很感谢政府的关心,并表示能克服一切困难,请总理放心。
1961年3月4日,国务院公布兴教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以后兴教寺对外的宗教交流增多,特别是日本的净土宗曾多次访问兴教寺。即使在“文革”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,僧人星散,常明法师始终本着“农禅并重”的传统,发扬弥勒菩萨“立定脚跟,大着肚皮”的忍辱精神,坚守兴教寺。常明法师后来回忆,在红卫兵强迫了许多僧人还俗的年月里,他心里常常念着玄奘法师在西行取经路上的誓言“宁可往西行一步死,绝不向东半步生”。那时在北京的巨赞法师和正果法师也受很严重的打击,他们也没有舍戒还俗,何况他自己“占了玄奘大师的光”,怎么敢有还俗的念头?佛教讲“知恩报恩”不是空的。
冬天的阴霾还未散尽,春天气息已经回来。1978年春兴教寺的常明法师和赵朴初、正果法师等各地高僧,组织为“中国佛教代表团”首次赴日本参观访问。此次活动为落实宗教政策做社会舆论和寻找具体可行性的方法。从此兴教寺,对外宗教和文化的交流活动生机勃勃的开展。
1982年,寺院彻底交给僧人管理。1984年,常明法师正式荣膺方丈,名山得主,海内外缁素的道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兴教寺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。
落实宗教政策后,常明法师严净毗尼,最早再现圆顶方袍的传统僧装,很多文革中失去寺院的僧人,一时又回到兴教寺,兴教寺也恢复了收徒传法的宗教生活。为解决迅速恢复寺院带来的僧众不足的问题,1987年3月,兴教寺方丈邀请河南佛协会长净严法师为戒和尚,兴教寺传千佛大戒,成就僧尼220名,居士数百,合约千计。而这次传戒实际因为净严法师年高(96岁),只是名义上的戒和尚,实际工作和担任戒和尚的人是常明方丈。从这一件事上,看见到常明方丈虚怀若谷,尊重耆宿,淡泊名利的僧格。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常明方丈,在兴教寺恢复的众多工作中什么是最中心的,他说:“赵朴初先生说我们当前最根本的任务——第一培养人才,第二还培养人才,第三还是培养人才。”这种处处彰人荣誉的生活细节,远比到处讲“无我相无人相”的清谈更见其宗教修为。因为精深的宗教修养和低调务实的僧格,前来依止者不绝于路,常明法师一生度出家众200余人,在家居士难以数计。传戒说戒几十堂,戒子法子无数。还有很多人投兴教寺,依止座下长期修学者。这些僧人成为了后来西安,西北乃至全国佛教恢复发展中的宝贵人才。为近光遗法,远绍如来,常明法师足迹还到过韩国,泰国,尼泊尔等东南亚诸国及两岸三地。
在佛教文物保护方面,常明法师也做出很大的贡献。文革期间老和尚曾深夜独自转移稀世佛宝,巴利文贝叶经和玄奘法师的感应舍利。收藏了元代十帧地狱变相和弥勒净土变等。收集了散落在民间大小佛像,手抄经卷,牌匾石刻。1982年后针对唐三藏塔向南倾斜问题,对寺院南边进行护坡加固工程,对寺院里和北面进行栽树种花绿化。1991修建卧佛殿,殿内供养一尊长9.8米的香樟贴金卧佛,1994年和日本唯识宗奈良药师寺的信众一起举办了开光典礼。2005年兴教寺开始建设三藏院,现在已经完工(属申遗拆迁违章建筑)。
常明法师,号省悟,俗名季宽仁,生于1918年,咸阳马泉乡大泉村人, 1937年4月入终南山紫竹林,礼拂尘老和尚出家,1939年依心道律师受具戒。此后住终南山南五台修习禅观和医术,时有雪峰禅师赞曰:“孤峰独宿观自在,空山习静学法王”闻名于城南。1949年后云游四方禅林,遍访宗匠。受来果禅师,虚云老和尚本分钳锥,炉火纯青。后在中国佛学院铸颜,依止巨赞、观空,正果,王恩洋等学习教法,熟谙唯识法相学。1958年毕业后,应政府邀请到了兴教寺,1984年升任兴教寺方丈。2009年春入灭。
正如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说:常明法师为人低调,处事谨慎,遇事随和,个性谦虚,心智沉静,生活悠闲,是那种既有慈悲,也有智慧,看得开放得下、慈祥随和的老人,所以,无论从其贡献来看,还是从其品德来讲,都堪称当代难得的高僧。
常明法师早年习禅,壮年学教,皆有宗家名师提携,却一生不开法席,不事著作,只是删繁就简,教人念佛法门。这是不是唯识学派所说的“菩萨入见道位时,智与理冥,境与神会,不分能证、所证”。后人不解,问于玄奘大师,玄奘大师云“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”
人间佛教的实践
岁月荏苒,玉兔如梭,2000年后,兴教寺适应佛教徒向知识层过渡的历史潮流,添置了寮房,新修三藏院和闻慧堂,置办了一部分电教实施,改造了香积厨。兴教寺联系香港杨钊杨洪等杨氏家族,大力践行慈善活动。陕北地区实施甘露工程,解决人畜饮水困难;关爱弃婴;在兴教寺举办多次护国息灾法会等等活动。杨氏的这一系列善举,影响陕西的居士和商界人士,很多人也开始以他们为榜样,热衷于佛教事业和慈善事业。杨氏更为在终南山苦行的300位法师,每年提供一份固定的道粮款。兴教寺引导信众实践人间佛教的过程中,佛教的慈悲,智慧,自觉觉他的大乘菩萨精神不断得到开发,为人们在新时期提供了人伦和道德的新标准和新榜样。
爱国思想的宗教内核
著名学者高振农说;“玄奘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,旅行家和佛学理论家,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。他西行求法,往返十七年,旅程五万里,所闻所旅达一百三十八国。期间历尽艰险,始终不屈不饶。特别是不为名利所动,坚决拒绝了印度国王和学人的恳留和百般阻饶,毅然东归。回到祖国弘扬佛法。回国后又婉拒唐太宗劝其还俗出仕的主张。矢志不渝地现身佛教事业,成为一个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’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。因此鲁迅说他是‘中国的脊梁’,梁启超则称他是‘中国佛学界第一人’。现在,我们学习、继承和发扬玄奘的爱国主义思想,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,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”
的确,近一百年来,兴教寺从殿宇楼阁的恢复,到法嗣遍天下的昌盛,向上追风到玄奘法师,近世取决于妙阔法师和常明法师不断孜孜以求,把佛教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修为的圆满结合。亲炙着玄奘法师爱国思想的佛教团体,兴教寺的四众弟子必将发扬祖师和过去老和尚们的爱国主义的家风。
那么,兴教寺四众弟子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是什么?
1、玄奘法师首先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性的文化学者。而这个伟大的国际性文化学者,他所表现出来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思想,这种思想当遇到外来侵略时,它便转为民族大义;当处在民族文化的转型时期,它便转为对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成分的肯定和继承。这一点即是对传统文化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共同认识及肯定,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最大,包括没有宗教信仰的先进分子。
2、佛教徒在正式皈依佛陀那天,都要面对佛陀和大众宣布“众生无边誓愿度;烦恼无尽誓愿断;法门无量誓愿学;佛道无上誓愿成。”而玄奘法师,妙阔法师,常明法师和康寄遥等,正是四弘誓愿的实践者,他们的爱国思想是和荷担如来家业忠贞的殉教情操是一致的,而且相辅相成。
3、正如唐太宗的《三藏圣教序》中赞叹玄奘法师那样:“松风水月,未足比其清华;仙露明珠,讵能方其朗润?” 。其实“松风水月”“仙露明珠”所描写的空性和圆融的意境,正是佛教徒追求的禅悦境界,而甲马休征,天下康宁,政通人和,尧舜之日,无疑是佛教徒所追求的和谐,清净的禅悦境界的外化。
4、《梵网经》中说“不作国贼”。 “上报四重恩”,其中有一条就是报国土恩,这说明佛教历来有爱国的光荣传统。知恩报恩,也是大乘济世思想的菩萨行。
平安了,才能护国!
佛教团体的爱国主义教育,应该发掘本寺院的历史人物,应该接合本宗派的教义理论,使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佛教徒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爱国主义要与时代结合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表现不同的形式,或为建寺保护文物,或为民族大义,或为宏宗演教,等等。
回顾兴教寺的历史,爱国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。在近百年的岁月里,兴教寺由衰转盛,正是发扬佛教爱国主义传统与历史实际结合的具体体现,也铸造了兴教寺爱国爱教,发扬传统,兼容并包,反对无益清谈,稳健扎实的家风。在新的时代里,兴教寺继往开来,在弘扬“人间佛教”的过程,让爱国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,为人们提供伦理和道德的支持。香港居士杨氏在西北地区,以兴教寺为活动中心,成就了一系列的弘法和慈善事业,就是佛教爱国主义传统的时代典范!
殷切祈祷老和尚慈悲加护兴教寺祖庭能度过此一劫难,还出家人这片清净的修行空间,兴教寺平安了,才能“护国